“稳住经济大盘”,国务院召开重磅会议,释放哪些信号?
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各地已发行新增专项债约1.5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3万亿元,提速明显。而在近期财政部部署加快发债背景下,专家普遍认为,6月底前地方基本能完成全年专项债发行任务。
26个省市省级重大项目计划当年投资11.8万亿元、可比口径的20个省市同比增长10.1%,其中近70%为在建项目。
不过,仅靠基建投资让内循环完全畅通起来,显然不够。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指出,“疫情冲击下,着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更为关键。”
2021年,消费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5.4%,稳定器和压舱石作用日益显现。不过,受疫情影响,今年1-4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142亿元,同比下降0.2%。其中,4月同比下降11.1%,连续两个月负增长,且为近一年来单月最大降幅。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围绕保市场主体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等方面,提出20条促消费“实招”,全面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持久拉动力。
“策”
地方层面,各地正在通过线上与线下结合方式,不断挖掘新型消费潜力。同时,数字消费券正成为各地促消费的有力的政策工具之一。仅今年1—4月,全国已有至少20个省市先后发放总额超过34亿元的消费券。
这其中,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资金投入规模相对较大——自4月1日佛山宣布发放1亿元消费券以来,包括广州、深圳、东莞、肇庆、清远、湛江、惠州、汕头、茂名、阳江等多地陆续跟进,发放城市数量远高于其它省份。
从发券金额来看,广东出手“阔绰”,各市已发和拟发的消费券总额超10亿元,成为发放消费券城市最多的省份之一。此外,北京、福建、浙江、云南、海南、辽宁等省市发放消费券金额超亿元。
“五一”期间各省市消费券发放情况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促消费政策相比,本次政策着力点更加精准,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大宗消费,指出明确政策鼓励方向。
汽车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产业链条长、带动效应强,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主力,汽车零售额在社会零售总额中占的比重常年维持在10%左右。
然而受疫情影响,今年4月中国汽车产销呈现明显下降,环比分别下降46.2%和47.1%,同比分别下降46.1%和47.6%,为近10年以来同期月度新低。
4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鼓励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全国共有超过16个省市颁布汽车消费支持政策,覆盖广东、山东、湖北等省份及南昌、义乌、宁波等市区。
具体来看,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增加小客车指标、购买新车或者新能源汽车补贴、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推出不同形式的消费券或直接让利等。
例如,山东预计将投入消费券资金5亿元,发放汽车消费券15万张,在全省同步展开,16市城乡居民均可按需申请;湖北将实施汽车以旧换新专项行动,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能源汽车的补贴8000元/辆、购买燃油汽车的补贴3000元/辆。
“准”
政府发放消费券,一方面有利于促进短期消费、恢复消费信心;另一方面通过对商家的间接补贴,可以增加商家短期收入、缓解疫情期间经营压力。
国泰君安近期发布的相关研报显示,消费券具有一定的“乘数效应”,每投放1元的消费券,大约可产生2-3倍的直接消费乘数。
一个例子是,今年初,东莞发放了500万元的文旅体消费券,实际核销435万元,核销率87%,关联消费总额约1200万元,直接消费乘数达到2.75倍,短期效果显著。
在目前复杂的环境下,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已经成为应对内外部挑战的重要措施。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地方对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尚处于探索阶段——
此前有观点指出,从覆盖人群来看,消费券在设计上多为“人群普世型”,并未向困难人群过多倾斜,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消费场景、数字化程度较低等因素影响,一些农村县域等下沉市场的消费者被忽视了。
因此,还需在实践中进一步规范与优化消费券的发放和使用,特别是要在消费券发放的精准、普惠等方面巧做。也有不少经济学家呼吁,下一步财政支出可以加大对企业和居民个人的直接补助,尤其低收入人群、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和员工等。
目前一些经济发达、财力较为雄厚的地区已开始补贴受疫情影响的企业和个人。以北京朝阳区为例,当地政府已购买疫情防控复工复产保险,对根据政府疫情防控要求停工停产的小微服务型企业,可申请保险赔付,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受影响员工可按每人每天100元、最长21天进行赔付。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表示,发钱具有补偿的性质,发消费券则有刺激经济的作用。
“要观察冲击是对某些特定行业产生影响,还是对整个地区的经济产生影响。如果影响是普遍性的,应该发现金;如果对特定的行业产生影响,比如说服务业,则考虑发放消费券,对特定行业进行刺激。”
他建议,应该给疫情期间所有处于封控状态的人,不分年龄、性别、身份发现金。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可以考虑主要发给家庭里的劳动力人口,因为疫情的防控主要造成了劳动收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