燧原科技和瀚博半导体也都启动了A股IPO辅导。

　　这种资本化的扩展并未止步于设计公司。长鑫存储的潜在上市也反映出资本的关注正进一步延伸至存储与基础制造环节。作为国内DRAM 与 HBM 的关键供应商，长鑫存储有望把中国半导体的资本重心从算力芯片进一步推进到算力基础器件。

　　范围的扩展还体现在晶圆制造、材料与工具链方向。粤芯半导体、同创普润以及芯和半导体等企业的上市筹备，表明资本正在沿着产业链纵向推进，从晶圆厂到高纯材料，再到EDA与仿真软件逐步覆盖关键瓶颈环节。这些都意味着半导体资本化不再只集中于设计端，而是向全产业链纵深推进。

　　可控核聚变领域正加速告别“永远50年”的预言，向产业化迈进。今年9月通过《原子能法》提出发挥财政性资金投入的引导作用，鼓励多元资本投入，优化资金投入结构。“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核聚变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根据投中嘉川CVSource数据，截至12月，2025年中国可控核聚变领域已经发生9起融资事件，共有8家完成了融资。其中，诺瓦聚变在成立3个月后就完成中关村自主创新专项基金、君联资本、高榕创投、阿里巴巴等投资的5亿元天使轮融资，刷新了国内民营核聚变公司单笔融资记录。

　　与此同时，国家队也在加速入局。7月，背靠中核集团的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获得中核集团、中国核电、中国石油昆仑资本、上海聚变、国绿基金、浙能电力、四川聚变共同出资114.92亿元。与中国科学院牵头成立且获得安徽国资、中国石油昆仑资本等投资的聚变新能，并称为中国核聚变研发的两大国家队。

　　此外，投资可控核聚变的基金正在快速增加。除了国家能源局设立200亿元 “聚变产业基金”，上海未来产业基金宣布规模由100亿元增至150亿元，它们首个直投项目便是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

　　虽然核聚变赛道的融资数据，目前远不能与半导体、人工智能、具身智能等赛道相比，但我们认为它的重要性不亚于上述行业。相比于此前几年创业公司零星登场，2025年明显出现了一波创立高潮。

　　今年消费赛道的少数股权投资依然冷清，但是重大产业并购却盛况惊人。

　　KKR买下大窑汽水，汉堡王中国也被CPE源峰收入囊中。据投中嘉川CVSource数据，消费行业在今年共出现298起并购事件，其中食品饮料和餐饮两大细分领域共发生133起。这之中热度最高的，当属博裕资本收购星巴克中国业务。

　　11月，星巴克通过与博裕资本成立合资公司，对其在华资产结构进行了重组。博裕资本将持有合资企业至多60%股权，星巴克保留40%股权，并将继续作为星巴克品牌与知识产权的所有者和授权方。

　　从经营层面看，中国餐饮市场已从高速扩张进入存量竞争阶段。本土品牌在价格覆盖、产品迭代和渠道效率上的优势持续扩大，外资品牌原有依赖品牌溢价与规模的模式面临回报下行压力。尽管星巴克在中国的门店数量还在增长，但其市场份额和同店销售数据自2024年起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这起并购也映射出了更深层的变化。在需求增速放缓、竞争加剧情况下，继续全资直营意味着母公司需独自承担运营波动与长期不确定性。通过引入本土资本博裕，星巴克品牌得以释放部分资产价值、分担经营风险，同时保留品牌控制与长期参与权。

　　2025年，中国并购基金正在悄悄迎来一个拐点。

　　今年新设的并购基金数量达到了自2018年以来的新高。根据投中嘉川CVSource数据，截止12月1日，国内新设并购基金数量达到29支，目标募集规模约1050亿元人民币。对比2024年全年，新设并购基金数量增长70%，目标募集规模增长超200%。

　　新设并购基金规模的大幅提升主要由6支超百亿募集规模的重量级并购基金驱动。这六支基金包括300亿规模的京国创智算并购基金，以及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并购基金、上海生物医药并购基金、亦庄康桥医疗健康并购基金、福建省级并购基金和杭州富阳区产业并购基金这5支募集规模100亿的基金。

　　这些并购基金在主要投向上覆盖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高端制造和金融科技这五大新质生产力产业。数量和规模的提升以及投向的集中，都表明并购基金不再只是资本运作工具，而是被纳入国家和地方产业政策的重要执行工具。

　　不过，并购基金的爆发不会一蹴而就，而是一场可能持续两到三年的持续发酵的过程。也就是说，线月，蜜雪冰城在港股上市，当天市值就突破了千亿。6月，影石创新登陆科创板，两个月后市值也破了千亿。10月，西安奕材科创板上市，当日最高时市值超过了1600亿元。千亿级IPO在中国资本市场再也不是可遇不可求的事。

　　最引人注目无疑还是摩尔线日，摩尔线程在科创板挂牌上市，成为当年最受关注的硬科技IPO之一。首日公司市值一度突破3000亿元。两周之后，沐曦集成上市，市值一度突破3500亿元。它们创造的回报也超乎了绝大部分投资人当年的想象。

　　2026年，宇树科技、智元机器人、智谱AI、MiniMax、蓝箭航天等企业的上市，大概率还将延续千亿IPO的热度。

　　对于一级市场而言，这一批明星项目的上市，也是决定未来数年中国VC/PE行业格局的最大变量。正如投中网所写，当千亿市值的“深水大鱼”开始成群出现，投资机构的座次再次洗牌恐怕是大概率事件。无论过去投出过多少个IPO，如果在这场盛宴中缺席，不仅意味着错失了数百倍的财务回报，更意味着在定义未来的线年，香港重新登上“全球IPO募资第一”的宝座。根据投中嘉川CVSource数据，截止12月23日，今年共有108家企业在港交所完成IPO，总计募资金额约2700亿港元，数量较2024年全年增长52%，募集金额增长约230%。

　　香港市场的火热主要由企业融资端的需求驱动，许多能源、科技企业面临资本开支、全球化布局与产业链整合的资金需求。其中，募资金额的暴增主要源于那些体量大且确定性高的，已在其他地区上市过的企业。

　　据投中嘉川研究，今年在港股IPO的108家企业中，有26家已经是A股或美股上市公司。在募集金额上，这26家企业在IPO时共计募集1410亿港元，占今年总募资金额的54%。单宁德时代一家就贡献了356亿港元。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基石投资者在港股IPO中的地位越来越醒目。今年上半年有基石投资者参与的IPO占比达到了85.7%，创下新高。

　　不过，随着项目密集申报与发行节奏加快，监管层近日也已对投行申报材料质量与尽职调查深度发出警示，这意味着港股窗口正在从“量的回归”走向“质的考验”。未来香港能否持续承接中国核心资产的全球定价权，将取决于市场扩容与监管纪律之间能否形成新的平衡。

　　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去年年中开始正式投资。今年10月，它公布了过去一年的投资与运营数据。年报显示，截至2025年10月，港投公司已投资超过150个项目。其中内地占62%，香港占34%。

　　而且据《2024年年报》披露，目前港投公司每投入1港元，已带动超过6港元的市场长期资本跟投，放大效应显著。这为香港与内地创投生态，都带来了更多增量。

　　毫无疑问，港投公司的投资节奏与投入力度，使其迅速跻身今年中国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资本力量之一。它用真金白银重塑香港的产业版图，并向外界释放出一个清晰而强烈的信号：科技，将成为香港下一条增长曲线日，金融监管总局宣布，将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扩大至18个城市。一个多月后，五大商业银行旗下的AIC，工银投资、农银投资、中银资产、建信投资、交银投资，就已经宣布与深圳、成都、合肥、杭州、青岛等多个城市建立合作。按照改革试点政策估算，5家AIC能够拿出至多600亿元的投资资金，至少可以撬动2000亿元的新钱入市。

　　今年5月，金融监管总局宣布批复新设立的AIC，兴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邮储银行纷纷行动。AIC版图正从“五大行时代”迅速扩容至“九大行新格局”。

　　银行AIC在试点的第一年，出手十分阔绰。投中嘉川CVsource数据显示，自2024年9月至2025年11月，五大商业银行旗下AIC，已经合计设立了99支产业基金，总规模高达1980亿元。随着后续新设立的4家加入，银行系资金的出资热度还将在明年延续。

　　早在2004年，社保基金就开始进入一级市场。当年投给了海富产业基金旗下的中国-比利时基金。此后陆陆续续出资了鼎晖投资、弘毅投资、君联资本、IDG资本等机构。但整体而言，社保基金此前对一级市场的出资较为分散，尚未系统化。

　　今年，社保基金一改分散化配置方式，选择系统化布局一级市场。在年底，四支社保系科创基金陆续成立，分别是500亿元的江苏社保科创基金，500亿元的浙江社保科创基金，200亿元的福建社保科创基金和200亿湖北社保科创基金。而且还有多支百亿级区域性社保科创基金正在筹备中。

　　与过去不同之处还在于，这次合作对象不再只是知名投资机构，而是选择与地方产业体系深度绑定，成为区域科创生态的重要参与者。社保基金的投资工具也更加多元化，母基金、并购基金、直投基金交错配合，形成了立体的投资体系。很显然，社保资金在保持“财务配置者”本色的同时，也正升级为产业资本的组织者。

　　12月22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旗下三只区域子基金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同日完成工商登记。这标志着自今年3月全国两会宣布设立“航母级”国家基金以来，其首轮战略性区域布局正式落地。

　　三只基金包括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注册规模达471亿元，由国投创合担任管理人；粤港澳大湾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注册规模为450.5亿元，管理人为深创投；京津冀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注册规模296.46亿元，由中金资本管理。合计规模超过1200亿元，后续带动社会资本，将扩容放大到万亿规模。

　　从区域布局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几乎覆盖了我国最重要的科研资源、高端制造能力和产业化场景。通过区域子基金的方式运作，一方面避免了“全国一盘棋”下的资源错配，另一方面也为地方政府、地方国资与国家级资本之间，搭建了清晰的协同框架。

　　更重要的是，对一级市场而言，这只基金的落地，意味着“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正在从政策倡导，进入可执行、可持续的资金层面。它不仅会直接影响早期项目的融资可得性，也将通过出资、跟投、定价锚等方式，重塑整个创投市场的风险偏好和时间维度。

　　从这些意义上说，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母基金扩容”，而是国家级资本长期化、系统化介入早期科技创新的制度安排。这不仅是一组大额基金的成立，而更是中国科技创新和风险投资史上，极具“制度信号”的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