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得到了印证。

　　为了尽量避免类似的“衔接”问题，过去几年我国有许多针对性动作。

　　首先是体制机制的建设。2018年国家成立应急管理部，各地也成立了应急管理局。除公共卫生以外的应急管理职能都进行了机构管理的“一体化建设”；许多城市还建立了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或者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

　　“这些动作无疑都将有利于横向多个部门的协同，以及纵向市县乡甚至社区各级的垂直联动，更好地预防类似悲剧的发生。”马亮表示。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关于大型活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管理的法规政策相继出台。比如，修订后的于今年8月1日起施行。其中强调，大型群众性活动举办期间，“承办单位应当落实各项安全措施……配备足够的工作人员维持现场秩序。人员聚集时，承办单位应当采取控制和疏散措施”等。

　　此外，“作为典型的应急管理场景，大城市一般对于具有踩踏风险的人员聚集，也会制定专门的预案。”在马亮看来，这些都是预防类似悲剧发生的有力措施。

　　虽然如此，在我国应急知识的普及仍有提升空间。马亮指出，“提高避险意识、增强应对风险的技能，我国类似的短板仍然非常明显”。他建议城市应加强市民应急知识和应急技能的普及，增加实战演练，形成成体系的制度并严格执行。

　　实际上韩国此次的踩踏事故，是近年来公共场所安全事故的一个缩影，这也给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敲响了一记警钟。它再次表明：如何统筹城市发展与安全，优化城市风险治理，已成为迫在眉睫、无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如今，大城市是许多人的向往。1978年至今，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9.14亿人，城镇化率从17.9%上升至2021年的64.72%，城市数量也从193个上升至如今的683个。

　　随着人口不断流入，我国的大城市数量也与日俱增。

　　放眼全球，人口超过1000万的国家一共30多个；但根据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的，目前我国共有105个大城市，其中仅城区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就有7个。

　　这些“流量城市”在收获机遇的同时，也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如何平衡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

　　“疫情以来，大家都特别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马亮说，“这两者之间，毫无疑问有其内在的张力，甚至在某些情形下，它们之间还可能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这正是非常考验地方治理能力的”。

　　在他看来，其中的关键是“怎样去平衡两者的需求，在保障发展与维护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要找到这个平衡点，首先就需要梳理和审视城市在过去的建设过程中，可能遗留的问题和短板，摸清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隐形的风险，是破题的关键。马亮指出，对于“看得见的风险”，如今许多城市已经能够较好地预防和解决；但对于“看不见的风险”，比如深埋地下的管网线路、预防城市内涝的排水系统等，在许多城市仍存在安全隐患。

　　对此，他建议各大城市首先要做的，就是摸清底数：各种管网线路是如何分布的、哪些需要更新维护、需要哪些部门运营保障......“对于这些至关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相关问题的管理仍然没有做到足够精细化，仍有很大提升空间。”马亮如是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