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11“暗战” 成都为何抢得先机?
时有传出,背后是以广深为代表的珠三角重要城市仓库存量面积较少、供应紧俏的现实。
数据上看,广州、深圳两市的高标仓存量面积远不及长三角和西部中心城市,即便作为“后备军”的东莞,从现有高标仓存量来看,补充功能也较为有限。
尤鹏伟提到,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的土地管理和供应有系统严格的控制,物流设施本身产生的税收效益又难以与制造业生产型企业相比,共同造成了仓储紧张的局面。即便在东莞,如今物流土地价格上升,即便和五年前相比,仓储建设的环境也“今非昔比”。
基于此,一种“众星拱月”式的仓储布局模式在这些地区展开。比如,高标仓面积在全国位列第二的上海,周边不仅有排名第一的苏州,还有不断发展的嘉兴,共同构成了长三角仓储市场。
相较而言,西部城市则有更多集中发展的空间。
回顾过去几年的发展情况,西部城市的仓储面积均实现大幅增长。数据显示,2015年至2020年五年间,在全国优质仓储物流市场存量排名中,成都上升5位,重庆和西安也分别上升11位和9位,三市携手走到全国前列。
数据
高标仓领域表现格外突出。华创证券数据显示,目前,在国内主要城市群中,成渝地区非保税高标仓面积占全国16%,仅次于长三角32%,高于珠三角、京津冀两个城市群。
尤鹏伟指出,高标仓在中国的发展不过10余年时间,从拿地角度来看,第一个十年可能相对比较容易,后面只会越来越难。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大部分仓储设施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建设,低效率的传统仓占据全国90%的货运吞吐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西部城市,发展高标仓历史包袱较小,空间也相较更大。
但成渝地区是否会走到与长三角、珠三角如今相似的情况?
在尤鹏伟看来,未来成渝地区仓储的布局一定是不光在成都或重庆,而是在更多三、四线城市中落地,比如资阳、遂宁等。
受疫情影响,仓储业的发展趋势亦在发生变化。
今年4月,一波关于上海生鲜供应链的讨论出现。随着中国农业从当地种植、当地销售转变为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包括蔬菜在内的生鲜通过物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起一个巨大的网状结构。
上海吃到的蔬菜来自全国各个地方,形成了一种 “仓库”外迁的局面。但在特殊情况下,这些散布的蔬菜“仓库”无法顺利向上海供应,就可能出现“断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城市需要重新审视“众星拱月”式的仓储布局方式。今年7月,世邦魏理仕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由于上海内外供应链持续受阻,本地生鲜、零售用品需求剧增,多家头部生鲜和零售电商平台增加仓库租赁。这助推上海今年上半年物流仓储市场净吸纳量达到22.4万平方米,同比大幅上涨超过90%。
而集中发展式的仓储,则更提升城市在应急状态下的韧性。据尤鹏伟分析,在成都疫情期间,基本生活物资从周边仓库就能实现,这时,“大体量的仓储物流设施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外面进不来”,令城市需要寻找新的仓储协同建设模式;而“里面出不去”,则让一度被视为负担的仓库再度展现出重要价值。
1953年,日本丰田公司副总裁提出一种全新的生产模式。他将其命名为准时制生产,又被称为“无库存生产方式”,指的是将必要的零件、以必要的数量、在必要的时间送到生产线,并且只将所需要的零件、只以所需要的数量、只在正好需要的时间送到生产。换句话说,所有生产环节在十分紧凑的方式下进行,没有任何库存的可能。
城叔曾在博世生产车间看到这种生产方式的实际操作方式。通过一系列小卡片,准确记录和核销每天需要和使用的零部件数量,并在当天实现组装生产。工厂负责人对此评价为,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库存成本。也因此,准时制生产也有“精益生产”的美誉。
当时,领先时代的准时制生产理念对当今自动化生产的发展功不可没,但也一直存在争议。2017年,由于博世未能向宝马及时转交零部件,导致宝马可能造成数亿欧元的销售额损失。
根据博世反馈,问题出在下游供应商未能及时提供生产所需的部件,而有观点认为,这可能与博世没有库存导致生产灵活性不足有关。
眼下,“无库存”的风险存在增加的可能。
尤鹏伟提到,在疫情影响下,上海供应链无法及时提供零件,造成部分制造业企业生产停滞。现在,不少公司已经开始关注仓库的建设,以备足一周到一个月的零部件为标准,以备不时之需。
这也意味着,变化可能发生。尽管从目前高标仓使用结构来看,电商占比、增速都仍然领先。但在制造业领域,一个新的增长点也正在出现。